从古至今，服饰以一种文艺化、鉴赏化、标志化的方式，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形式中被反映和表达出来，丰富多彩，博大精深。
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到浪漫主义著作鼻祖《楚辞》，从古典小说巅峰之作《红楼梦》到独具魅力的现代女性文学《半生缘》，服饰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展露无疑。它传达着人物的文化教养、风度气质、心理状态、乃至宗教信仰，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趋向。
与《诗经》一起回溯到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，那时的服饰早已脱离单一的取暖功能，进而成为人类表达“人之为人”的重要审美意识。这种古老的人文因素又潜在包含了远古人类服饰的政治性、民族性、伦理性、时代性等文化意蕴。
《周易·系辞》中早就有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的记载，即黄帝尧舜将衣冠服饰按尊卑等级作出区别来治理天下。到了《诗经》所在的西周，服饰制度进一步被完善，条目繁多且严谨的服饰系统，具有了“明贵贱，辨等列，别亲疏“的功能，充满了强烈且丰富的政治等级意味，同时，它的礼仪性、象征性和艺术性，又成就了服饰中权力关系与美感关系的高度统一。
据统计，《诗经》现存的305篇诗歌中，描写或涉及服饰的诗篇达65首，占《诗经》总数的1/6。孔子作为《诗经》的主要整理者，他非常重视服饰与德行之间的关系。他的儒家美学思想强调“美”与“善”的统一；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；强调“不过火而调和”，追求以中庸平和为美。他的“克己复礼”、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的服饰文化观对后世服饰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“中和之美”是孔子服饰文化观的核心，他认为服饰的实用功能和美感效果无足轻重，“礼”才是最重要的。而“中和之美”在服饰方面又是通过“文质彬彬”这一审美理想加以体现的。
他从服饰美学中提取出服饰之“文”与服饰之“质”的关系命题，即人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涵养之间的关系；“彬彬”，《说文·人部》释曰：“份，文质备也，彬古文份。”“彬彬”即有文与质相匹配、相和谐，文质兼备的意义。
同时，孔子将“仁”纳入“礼”之中，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《诗经》中对服饰的审美要求。他将服饰的审美思想，由外在的形式深化到伦理道德层面，以期达到“尽善尽美”，这也造就了中国服饰文化特色的服饰伦理学说。
纵观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，唯一让女性具有崇高地位并且一直“担任”主角的，就是《诗经》。这其中描写或涉及服饰的诗篇众多，如邶风中《绿衣》，郑风中《羔裘》、《缁衣》、《褰裳》、《子矜》、《葛屦》， 唐风中《羔裘》、《无衣》，桧风中《素冠》、《羔裘》及秦风中《无衣》、齐风中的《著》等。
女性服饰描写，是《诗经》增强艺术魅力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。李炳海教授曾在他的《<诗经>女性的色彩描写》一文中指出，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，对女性的描写往往失之于浮艳轻靡。词句多是软媚绮丽，色彩离不开红香翠软，……但《诗经》却是另一种情况，人们在刻画女性形象时，不是浓墨重彩，而是素描淡抹；与此相应，女性作为主要角色出现时不是披红戴绿，流金溢彩，而是素淡典雅，清秀端庄，她们的服色以素色为本。”
《卫风·硕人》对庄姜服饰的描写,“硕人其颀,衣锦褧衣。”身材修长的美人,身穿麻纱罩衫和锦服；《召南·羔羊》：“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紽。”“羔羊之革，素丝五緎。”素丝就是白色的丝线；《召南·野有死麕》：“林有朴樕，野有死鹿。白茅纯束，有女如玉。”这里的玉色也是白色。《国风·郑风·出其东门》：“出其东门、有女如云。虽则如云、匪我思存。缟衣綦巾、聊乐我员。出其闉阇、有女如荼。虽则如荼、匪我思且。缟衣茹藘、聊可与娱。”人来人往，总是那淡雅脱俗的白衣女子最是令人思慕。
白色系在诗经中以“白”、“素”、“缟”、“云”、“荼” 等字体现。“素”字如“素丝”、“素衣”、“素冠”、“素韡”。素，《说文》解释为“素，白致缯也”，即本色的未染的帛，就色彩而言，是白色的、无涂饰的色彩。白色因其本质的洁净，常给人以纯洁美好的审美愉悦，有着高贵庄重、吉祥美好的象征意义。因此，白色也常常被人们用来比德。通过这些对女性服饰描写的诗句，不难看出，《诗经》时代人们尚白的审美趣味。
这些女性服饰描写中所显现出的独特文化视野，凸显了《诗经》中女性人物的身份地位，是《诗经》时代等级制度的重要表征，也是秩序和规范的象征。其中服饰的描写则因其内涵与意蕴的扩展延伸，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意象。
《诗经》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美学不言而喻，而服饰作为《诗经》中阶级礼教、感情世界、人物形象的重要标识，更是成为后世对时尚文化美学探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汲取《诗经》内蕴的至真至美，以文化之魂，塑时尚之体，才能推动服饰美学研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开拓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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